Editor's Pick | 两个东shēng,炮制中国液晶面板产业的史诗性崛起
2020-11-25 12:52:03
如果没有王东升与李东生,中国大陆的液晶面板产业或许还会处在日韩与台湾企业的垄断之下,那么中国的消费电子企业将会在屏幕这个最重要的上游元器件领域长期受制于人。从这角度看,京东方与华星光电虽然烧掉了无数纳税人的钱,但结果算是值得的。
2020年10月25日,韩国三星集团教父、一手把三星带到全球芯片产业最核心地位的会长李健熙因病逝世。消息一出,便惊动了整个商业世界。
而这样的影响力,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李健熙和三星半导体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之上。
2017年,三星终结了英特尔25年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同时,它还在当年击败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现在,三星依旧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公司,在电视、存储器、显示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是全球NO.1。
最逆天的是,它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手机三大件分别是CPU、存储器和OLED面板,后两项三星都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全球第二。
但对中国液晶面板产业的从业者来说,李健熙的名字让人爱恨交加,心情复杂。
有一位曾经在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公关部都工作过的媒体同仁,在朋友圈这样表示:
“逝者已逝,惟愿李会长英灵安好。中国液晶面板产业20余年的发展,多受制于李会长的强权和压制。但我们也要感谢他,毕竟没有这样强大的外力,逼不出来当前中国双星闪耀的液晶面板产业格局。”
而一切的故事,要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三星电子LCD业务崛起讲起。
01
1984年,听从家族安排接班的李健熙,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被打击的一塌糊涂。痛定思痛之下,他下定决心三星走一条技术为先的路。那一年,刚刚涉及半导体产业的三星电子,在李健熙的强势推动下,设立了TFT-LCD研究小组。
在CRT显示器刚起步的时候,这种看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技术研发,当时受到了家族老臣们的强力劝阻。
但李健熙坚持下来了,不光坚持下来了,而且每年拨给这个项目组的经费不减反增。
三星在韩国开发出第一台LCD显示器
1991年,三星设立TFT-LCD事业部,建成试生产线;1992年,生产出2片10.4英寸液晶显示器;1993年,开建TFT-LCD 2代生产线,1995年2月建成投产。
当然,这也是韩国的第一条液晶面板生产线。
有意思的是,就在三星1993年开建第2代LCD生产线的时候,在原来747厂也就是北京电子管厂基础上改制成立的东方电子,悄然在北京酒仙桥成立了。
这就是后世闻名的京东方,未来成为三星在液晶面板领域全球最大的竞争对手。
而在那个时候,作为747厂最后一任厂长和新公司改制操盘手的王东升,还顾不上液晶产业的发展局面,正带着员工自筹的650万人民币进行股份制改造,一心一意与银行之间进行债转股谈判。
历史是一个最好的悬疑制造者。
京东方成立两年后的1995年,正好赶上液晶面板的第一次行业衰退。李健熙在投资人都纷纷撤资的情况下,却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于是三星毅然逆势而动,全力扩大产能。
到了1998年韩国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之时,三星LCD液晶面板出货量取得全球第一。当然这个全球第一的背后是没有底线的价格打压和技术垄断,而曾经占LCD液晶面板出货量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日本企业,被三星的这种野蛮操作搞得几乎破产倒闭。
李健熙为了赢几乎不择手段,据说当时三星LCD面板都是赔钱卖的,一直亏损了7年,干倒了其他竞争对手才罢休。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惺惺相惜,还在竭力清理公司债务的王东升,也看到了LCD产业的未来。于是他不惜代价说服各方股东,在当时的东方电子设立了LCD的研发小组。
在CRT技术还处于顶峰以及等离子显示技术日益成熟的背景下,王东升这种似乎是把手里的筹码一股脑地压上台面的方法,显得赌性颇重。
毕竟当时中国的面板产业有一种呼声,就是LCD不是中国人能玩得了的。
因为,就在三星LCD液晶面板出货全球第一的时候,1998年9月,吉林电子集团、中科院等单位从日本引进了一条1991年的一世代老线。而这条生产线最终无果而终的下场,成为支持CRT和等离子技术厂家最有力的证据。
但王东升一直不信邪。
02
王东升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规则的人。
1993年改制的时候,他抓住了国家债转股的政策红利期,通过紧抱银行的大腿,出人意料的就在改制转型当年让当时的东方电子获得了盈利。
三年后他要通过一系列的财务运作,把东方电子带上了B股的市场,并募集到3.5亿港币。
这其实是京东方和王东升后来被誉为资本运营高手的开端。
募集到资金后,王东升有了梦想,他要在2010年,收入达到200亿,还要用10-15年成为中国的三星。
要做就做最先进的,所以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LCD。但王东升那个时候遇到的阻力非常大。
一方面,当时中国主要的CRT企业为了进一步增强实力,大肆收购国外的CRT生产线,基本上世界7成的CRT产能逐渐在中国境内出现。另一方面,四川长虹虽然也做出了新的选择,却选择了等离子,放弃了LCD。
行业供应商和主流的家电厂商都不看好王东升押注的LCD技术,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毕竟不管是韩国公司还是日本公司,不可能所有的公司都像三星一样扛得住这么大的亏损。第1个倒下的是日本企业,第2个就是韩国的现代。
当时韩国现代公司拥有2代、3代、3.5代生产线各一条,年产能300万片,规模全球第9,LCD的技术储备也相当雄厚。但是由于内忧外患以及银行贷款的压力,现代不得不出售整体LCD部门求生。
王东升觉得机会来了,据说当时他找来北京城能找到的所有银行,挨个向他们进行美元借款筹集资金,收购现代的LCD生产线。
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的LCD生产线
最终,到2003年1月22日,京东方宣布分两次完成现代全部面板业务的收购。LCD市场终于迎来中国的玩家。
这场收购战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较量,王东升的智慧在其中显露无疑。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操作,京东方自己只出了1.5亿美元,另外约2.1亿美元是找韩国银行贷的款,还有3千万美元在最后获得了减免优惠。
而且王东升还在谈判条款里给现代公司埋了个雷。
合同规定,现代有义务在一年内帮助京东方在国内建立5代LCD生产线,并出资50%。现代觉得当时LCD市场一蹶不振,不是一年的时间能缓过来的,这个条款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就答应了。
由于谈判的时候正处于LCD市场低谷急于脱手,现代被王东升把价格压到了地板上。但没想到谈判成功合同签署之后不到两个月,国际LCD市场迎来复苏,京东方的生产线还没调试好,仅靠存货就获取了盈利。
京东方在一年之内建立北京的5代生产线,现代还不得不捏鼻子掏了一个多亿美元。
03
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建立一条LCD生产线中间还有很多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仅仅依靠硬件就能实现的。
王东升很快就体会到了。他在薅现代羊毛的时候有多恐怖,向现代学习技术的时候就有多谦卑。
其实严格地说,这条生产线算中国国内第1条成规模的5代LCD生产线。之前在国内建立的5代生产线,要么亏损倒闭,要么属于台湾和日本企业。唯独深天马的小尺寸五代线保留了下来,但也是属于那种吃不饱的状态。
为了给5代线找到销路,2003年京东方花10.3亿港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监视器厂家台湾冠捷第一大股东。
另外,王东升又祭起资本的武器,打算让韩国公司去香港上市,用募集到的钱投入到5代线的生产和研发。
2004年下半年,不光上市计划被无限推迟,国际LCD面板市场又再次进入衰退期,京东方的工厂开始出现亏损。
紧接着京东方自主5代线量产。然而三星拉拢台湾厂商,早就等着京东方的产品下线,就在下线前一天他们集体调整了LCD面板的市场价格,几乎腰斩的状态让京东方卖一台亏半台。
年底,京东方的资金链几乎断掉。
后来在北京市政府和国开行的帮助下王东升渡过难关,也是在政府的背书下,多家银行又为京东方提供了7.4亿美元的贷款,北京市政府额外提供28亿人民币的借款,算是让京东方得到了补血。
但失血一直存在,为了对付京东方,三星在背后不停地戳刀子,哪怕自己亏损也要拉京东方一起亏损。
京东方变成了*ST东方,冠捷的股份也卖掉了,从现代买的生产线也卖掉了,甚至一度为了弃车保帅要把5代线都剥离出去。
但王东升是一员福将。
就在京东方快支持不住的时候,2007年4月,LCD面板价格开始复苏,5月京东方就开始扭亏,当年年底京东方就已经实现了第1次的账面利润。
能做到这一点,王东升是下了大决心的。就在亏损期间,他还咬着牙提升产能、质量、管理水平,想尽办法降低面板成本。而等到面板价格回升,京东方5代线的开工率和良率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往的劣势反而成了优势。
而且李健熙也来了,毕竟行情来的时候没有人跟钱过不去。
因为三星产能有限,技术脱胎于韩国公司的京东方,于是成为三星对外供应产品最合适的代工厂商。巅峰时期三星有1/3的面板是代工生产,其中大部分的订单都给了京东方。
这也是很多京东方老人对三星又爱又恨的原因。
04
王东升拼命的利用为三星代工的机会,磨练自己的技术和产品。而且通过这一次京东方差点死掉的过程,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京东方的规模还不够大,还需要大力的投入,因为只有规模才能形成低价效应,才能应对产业的风浪。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三星已经给他和中国LCD面板厂商安排了一堵高墙。
为了应对中国逐渐崛起的自主LCD厂商,韩国三星挑头组织,包括LG、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瀚宇彩晶等六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生产企业2001年至2006年间在境外共召开了53次私下会议,协商LCD面板产量、数量,以及对中国出售的价格和出售的相关技术信息。
那时候李健熙曾经有一句话非常狂妄,“我能让中国卖不出一张LCD面板。”
在他的直接指挥和间接影响下,当时国际上的LCD生产商对中国厂商进行了技术封锁和无孔不入的渗透,以及威逼利诱。
为了和他们竞争,王东升曾说过一条著名的王氏定律:“LCD面板标准产品价格每三年下降50%,那么产品的技术保有量必须每三年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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